项目:汉代石阙 石雕汉阙中国幸存的汉阙

古代建于门外两侧,可以登临远望。因为“中央阙然为道”,所以叫做阙。在汉代,建阙之风盛行,有城阙、宫室阙、祠庙阙、陵墓阙之分。我国现存最早的是汉代石阙,幸存29处,极为珍稀。最近,在重庆三峡新发现了忠县乌杨阙、万州武陵阙,汉阙数置由此达到了31处。
  
  重庆忠县古称临江,从汉代开始置县、设盐官,至今已有2300年的建置史,是一个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城。在忠县不可胜数的文物古迹中,丁房阙、无铭阙是两个著名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发现了一处淹埋江边的汉代石阙――乌杨阙,并称忠县三阙。
石阙 石雕汉阙  
  高挑秀丽的丁房阙
  
  丁房阙高7米,是全国最高的阙,以高挑秀丽的建筑风格闻名。位于忠县县城东门外土主庙前,是一处东汉中晚期的重檐庑殿顶结构的双子母石阙。主阙由阙基、阙身、腰沿、阙楼、阙顶五部分组成;子阙高2.4米,仅存左阙基、阙身。阙体有许多仿木构件、角神、人物故事雕刻。
  明代《蜀中名胜记》对丁房阙有一段记载:“汉丁房双石阙在巴王庙前。左阙高可二丈,覆以飞甍层观,最上琢双扉,一美人现半身倚立。中层琢车马人物,旁刻文螭虬蟠,长可三四尺。”《金石古文》云:“此汉画之始也。”正面汉隶十行,行三十字,强半剥路,唯“汉都尉丁房”五字相联可读。它无恙者,尚三二十字。……右边阙就圯,近日为有司者新之,了非故物。
  丁房阙为汉都尉丁房的墓阙,原右阙早已毁坏,现在的右阙为明代仿造。也有学者认为,丁房阙是纪念战国时期刎首留城的巴蔓子将军建的庙阙。
石阙 石雕汉阙  
  �井沟旁的无铭阙
  无铭阙在县城东北10公里的�井河左岸,仅存右阙,当地人称为“宝塔子”。阙高6.7米,由阙基、阙身、一楼、腰沿、二楼、阙盖六部分组成。阙体雕刻有白虎、棵露生殖器的角神等,风格与丁房阙相似,是东汉中晚期的墓阙。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陆游皆有咏无铭阙诗。
  苏东坡诗曰:“楚人悲屈原,千岁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猿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南宾旧属楚,山下有遗塔。”(注:忠州在唐代一度改名为南宾郡。)
  陆游诗云:“我游南宾暮春时,蜀船曾系挂猿枝。云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
  诗中所咏“屈原塔”实际上就是�井无铭阙。由此可以推测,无铭阙左阙宋代以前已经垮塌,只存右阙,才会造成诗人的误解。
  
  湮沿江边的乌杨阙
  
  县城西南15公里的乌杨镇坐落在长江南岸,是一个善酿酒、以“乌杨白”沿江闻名的古老小镇。镇上住着一个素爱民间艺文,性好谈古论今,以采草药为生的奇人,人称“王草药”。正是因为此人,乌杨阙才得以发现。
  2001年夏季的一天,王草药独自来到镇旁将军溪下游的河滩地采草药。忽然,他发现了几块被洪水冲刷出来的巨大石刻,这些石刻有的像戏曲里玉皇大帝库宇的屋顶,有的刻着口衔圆环的怪兽头。王草药凝视半晌,脑中灵光一闪,记起了民间流行的大禹治水传说。暗自寻思:莫非这些东西就是大禹王当年用来镇水妖的法器?想到这里,他当即停下手中的活计赶回镇上,给忠县文管所拨通电话,报告了这个惊人的发现。
  尽管王草药“大禹镇水妖”的结论是突发奇想,但石头和雕刻是客观存在的。这件事让从事考古二十多年的忠县文管所副所长曾先龙隐隐感到是一条重要线索,有必要进一步核实。
  2001年6月4日上午,曾先龙和所长黄建华一行乘船赶到乌杨,进行实地调查。来到现场,一眼看见被洪水冲刷,暴露在河滩上的几件大型石刻,参加过丁房阙、无铭阙测绘、维修的曾先龙的心就止不住狂跳起来。当他扒开杂草和泥土,仔细观察眼前的白虎、朱雀、铺首衔环筹雕刻后,禁不住大叫起来:“汉阙,这是汉阙,重大发现!”
  
  江边制定了发掘方案
  
  忠县发现汉阙的紧急报告,引起了重庆市文物局高度重视,立即批示市文物考古所负责现场调查、制定抢救发掘方案。6月6日,我代表市文物考古所赶赴乌场,在忠县文管所两位所长的陪同下,对发现地点和周边环境作了全面的踏查。
  调查从乌杨阙后面的花灯坟开始。花灯坟山势低平,与蜿蜒起伏的沿江丘陵连成一个整体。站在花灯坟四望,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地点。其东。接将军村汉代墓地;其西,与瓦窑村一带密集的汉墓群遥相呼应;其北,正对江中塘土坝,是史载建有蜀汉严颜墓祠的“塘土州”。脚下的花灯坟山梁上,随处都可以发现汉墓迹象,农民铺设的田间小路也用了许多汉墓砖。山梁上的丛树包等四个大型土冢,可能是大型的墓葬封土。这里曾发现过二十多座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被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定为最重要的A级发掘点。
  丛树包北坡向江边陡斜,与裸露的黄砂岩质河床相连,有明显的滑坡迹象。从相对位置上判断,乌杨阙原址应当在山坡上面,因为滑坡而垮塌。沿丛树包北坡而下,我们对散落的构件进行了观察和照相、测量,确认了阙基、阙身、阙盖等9件石阙构件,排除了混杂在里面的几件明清石刻。
  调查结束后,我们在河滩上坐下来,对调查线索作了简单的总结。首先,乌杨阙是与丁房阙风格接近的双子母阙,年代应为汉晋时期。其次,山体滑坡移动了石阙的位置,原阙址应在河床断崖之上。乌杨阙是与花灯坟墓地有直接联系的墓阙,按照汉晋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才能够立阙的制度,花灯坟就是三峡目前发现等级最高的墓地。
  根据调查结论,我们在现场确定了分三个阶段发掘计划。为了避免洪水冲毁阙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立即对汉阙构件实施抢救性清理和搬迁;寻找和发掘原阙址和中间的神道;展开花灯坟墓群的全面发掘。
  
  寻找湮没的石阙
  
  明下旬,我所启动了乌杨汉阙构件的抢救发掘工作。发掘由我为领队,曾先龙任执行领队,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7人。
  由于发现石阙的河滩地是长江洪水形成的次生堆积,土石夹杂,无法进行常规钻探,我们便依照地形走向,用探沟发掘方法控制石阙构件分布区,发掘了2000平方米。
  最初的发掘进展顺利,很快出土了花纹砖、筒瓦、板瓦、石璧属等遗物,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阙体构件。
  进入7月,发掘工作遇到了困难。由于江水暴涨,几度淹没了发掘区,浸泡了已经包装好的枋子层、子阙体等构件,无法继续发掘;河滩上,乱石林立,急流汹涌,轮船始终无法靠岸,我们组织轮船搬运构件的计划也随之落空。考古工作被迫中止。
  入秋以后,江水消落,发掘得以继续。12月,完成了构件的发掘。
  发掘共出土了14件主要石阙构件,一些关键构件和隼卯结构的发现,完成解决了阙体的复原问题。
  复原的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主阙通高5.4米,子阙高2.6米。主阙
自上而下依次由脊饰、阙顶盖、枋子层、扁石层、枋子层、主阙体、阙基七部分构成;子阙由子阙顶盖、子阙体、阙基三部分构成。阙体上雕刻丰富,主要内容有仿木雕刻、生活图卷、灵禽异兽与神话传说几种。乌杨阙从造型到细部,尤其是脊、顶、枋子层代表的楼上部允忠实地模仿了木构建筑的形状和构造,刻有脊、檐、瓦垄、瓦当、柱、椽子、枋头、栏板、金瓜等。这对无一幸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生活图卷有狩猎图、习武图、雄鹰叼羊图、蛇衔鼠图等,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乌杨阙夸张的铺首、角神、朱雀、长达两米多的巨幅青龙、白虎雕刻,是流行的信仰、民间传说的形象表现。这类雕刻充满想象,造型生动,展现了汉代艺术的神韵。
  
  艰难的乌杨阙搬运
  
  乌杨阙的发掘是一件充满成就感有乐趣的工作,即便在酷暑难耐,必须大量饮水,大剂量服用仁丹、十滴水才能支撑一天野外工作的炎夏,巨大的收获依然让考古队员每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夜幕降临,洗去一身泥汗,喝两盅醇厚无比的乌杨白,抱一床竹席到屋顶躺下,在夜幕中勾画日渐清晰的石阙轮廓,是队员们恢复一天疲惫的良方。
  困难在包装环节。乌杨阙选用的黄砂岩石材质地疏松,由于垮塌时的剧烈震动和长年的泥沙淤埋、江水浸泡,出土时已经是“遍体内伤”,若不做妥善处理,构件一经搬运,就会变成一堆碎渣。造型完美、形状多变的主阙顶,雕刻精美的枋子层,巨大的阙基,长近3米、重达5吨的主阙身,给包装工作出了一道道不小的难题。
  为了避免文物的伤害,我所文物修复专家张光敏、王海阔负责的包装工作可谓挖空了心思。他们对不同构件的包装,采取了不同的材料和方法。粘合剂、石膏、棉花、被褥、棕垫、草绳、木板、木枋、角钢、螺栓,能用的材料都用上了。撬棍、滚筒、焊机、绞盘、葫芦、三脚架,原始的现代的机械都上场了,甚至河滩上自然的坡地和沟壑都借用了。2D02年初,历时数月的包装工作完成,所有构件都套上了结实的钢框木箱。在这个精心组织的包装过程中,没有一个构件受到损伤。
  春汛来临,长江开始涨水的季节’搬运工作得以实施。4月22日,我们组织两台大型吊车、八辆载重5吨的军车,在重庆市公安局的保护下,开始了构件搬运。
  连日的暴雨,泡软了我们在河滩上修筑的简易公路,重达24吨的大吊车不堪负荷。从清晨到日落整整一天,现场的工人和考古队员顾不上休息,都在全力抢修道路。傍晚,吊车在几十个人的合力推动下才勉强进场。吊车定位后,又开始拖移分散在远处的构件和同样不能开进场的军车。
  夜幕降临,远处雷声隐隐,闪电偶尔划破沉沉的夜空。在微弱的手电光下,我们继续忙碌着吊装构件。当40米开外的右阙体终于在滚筒、撬棍的帮助下,被吊车缓缓移动的时候,铜钱大的雨点开始砸在了包装箱上。
  23日凌晨2:00,当最后一辆装载构件的军车颠簸着撤离河滩时,暴雨倾盆而至。
  25日早上7:00,经过72小时的连续工作,所有的军车在平均维修两次以后,终于走完了原本只有8个小时行程的乌杨――重庆路段,安全运回了所有构件,存放在市博物馆区。
  亲历了乌杨阙搬迁紧张、艰苦的全过程的重庆著名女作家蒙和平,写下了报告文学《乌杨阙进城记》,发表在2002年《红岩》杂志上。
  
  阙址 神道 基葬考古
  
  乌杨阙原址在哪里?两阙间距多大?神道和墓葬情况如何?为了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决定增加一批业务力量,由市考古所李大地现场负责,在2002年上半年,围绕阙址和墓地开展了大规模发掘。
  两条錾刻线确认了阙址和神道。
  经过反复的现场调查钻探,我们确信,丛树包与阙体散落区之间约120米大型滑坡形成的凹槽,是墓葬和石阙的中轴线,阙址就在这条中轴线上。
  在这条中轴线上,我们选择地势相对平缓开阔,靠近河床断崖的地带布了几条长探沟试掘,探构深度达到5米时遇到了基岩。试掘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基岩上覆盖的地层全部是明清以后滑坡形成的次生堆积。这个现象说明,早期地层堆积和遗迹已经被滑坡彻底破坏了。
  泥土滑坡可以破坏文化层,但对岩体的破坏是有限的。如果阙址直接建在基岩之上,甚至打破了基岩。发掘还有一线希望。正是这个假设,支持了后面的发掘。我们扩大发掘面积,打通探沟隔梁,整体揭露了断崖边缘的基岩。
  揭露出的基岩比较平整,略向长江倾斜,边缘有下沉、断裂。在岩面上,我们注意到了三处重要的异常现象:基岩两侧距约13米处,有两个长宽各3米多平台。平台之中有一条向山上延伸的低平地带,暴露长度8米,宽4至6.5米,似人工局部修整而成。
  东部平台面发现的两条人工錾凿的直线,成了解释这些异常现象的关键,阙址、神道的问题由此而解。这两条直线长度有1米多,呈直角相交,可以复原成一个长方形模框,框内岩面非常平整,清晰地保存着重物滑动时对岩面形成的擦痕。由于其形状、大小与右阙基大致相同,我们判断,这就是右阙原址。
  问题解决了――西边相距13米的平台是左阙址:两阙之中,宽6至4.5米,向丛树包上延伸的低平地带就是供墓地出入的神道。
  河床基岩前缘的断裂、沉降带,正好通过两个阙基的同象,说明了乌杨阙垮塌的原因。阙体正面没有雕刻图案,没有文字题记,仅留有空白边框的现象似乎在进一步告诉我们,乌杨承受不了阙体巨大的重压,发生了岩体的断裂,乌杨阙随之轰然倒下。
  
  乌杨阙的主人――编号墓20的丛树包石室墓
  
  历时五个月的花灯坟墓群发掘集中在丛树包片区,发掘2500平方米,发现墓葬31座,7月20日结束田野工作。
  发现的墓葬有西汉土坑墓21座、东汉至晋代砖室墓5座、蜀汉至晋代石室墓5座。土坑墓集中在台地中部,顺江而葬;砖室墓多位于台地东西两侧:石室墓在台地中部和两侧都有发现。但总体上看,这批墓葬时代可以衔接,布局有明显规律,是一处家族墓地。从墓葬时代、规模、材料、墓葬与阙址的位置关系综合分析,我们发现编号墓20的石室墓与石阙存在着最多、最直接的联系,可能是乌杨石阙的建造人。
  墓20位于丛树包正中,坐落在阙址与墓地连接的中轴线上,是本次发掘规模最大的墓葬。墓上长三十多米,宽二十多米,高八米的巨型封土形成一个半球型的小山包。
  发掘从坚硬的夯筑封土入手,持续了整整35天。在清理完第七个夯土层,发掘到深度4米以后,发现了墓室顶部。
  墓葬选择在一个自然隆起的高地上,先挖出半地穴式的斜坡墓道和墓圹后,再建造平面呈凸字型的券顶石室墓。待墓主人葬后再夯筑封土。最初的封土仅有两米高,墓主的后代在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培修后,才最终形成现在丛树包的规模。墓葬总长10.3米,宽3.25
米。墓室用规格统一的黄砂岩石条精心建造,但结构简单,规模不大,与一般的石室墓没有太大的区别。与其他工程巨大的封土比较,墓葬本身似乎显得过于普通。
  揭开墓葬我们发现,墓内人骨早已腐朽无存。两个盗洞打穿了墓门和墓室券顶,墓葬早被比较彻底地洗劫过,仅存的陶器20件、铜摇钱树枝残片1件、五铢钱1枚,也扰乱严重。出土灰色陶俑,陶鸡、鸭、狗、马为主,形体普遍比较大。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发现于盗洞填土的击鼓说唱俑。说唱艺人袒胸露乳,面目诙谐,刻画十分传神。从陶俑表现的时代特征判断,这是一座蜀汉时期的墓葬。
  没有说明墓主身份的文字材料,没有体现墓主身份的特殊遗物,甚至没有留下供性别鉴定的遗骸,这位建造了巍峨石阙的墓主身份仍然没有答案。
  
  谁是乌杨阙的主人――口碑传说与文献检索
  
  忠县流行着以其历史上巴曼子、严颜、秦良玉三个著名的忠臣得名的说法。《郡国志》也有“贞观始改为忠州,忠之名,以巴曼子或云严颜”的记载。严颜为益州牧刘璋的武将,或称是巴郡太守。据《三国志》记载:“刘璋使严颜守巴郡,为张飞所擒,欲降之。颜曰:有斩头将军,无降将军。飞怒,命斩之。颜从容曰:砍头便砍头,何必怒耶?”这一段简单的记载,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敷衍了一篇张飞义释严颜的英雄故事,严颜因此而名声大振。
  相传,乌杨是严颜故里,镇东的将军溪、将军村,就是为了纪念严颜而命名,这正是我们发现石阙的地方。
  清代道光年间的忠州知州吴有篪《重修将军墓记》记载:“唯州南二十里将军溪有严将军墓在焉,溪以将军传……或者严氏之祖若父葬于此,未可知也;或将军之子若孙奉衣冠葬于此,亦未可知也。”碑记证明,从明代开始就盛行着严颜葬于乌杨将军溪旁的说法,还推测乌杨可能有严氏家族墓的存在。
  再寻找下去,明代《蜀中名胜记》引用失传的《本志》记载:“江中有高埠,名塘土洲,有严颜墓及祠。”与前面略有区别的是严颜墓、祠堂的具体位置。宋代《舆地碑目》记载了由乌杨附近迁到州城的《汉延熹严孝子碑》。晋代《华阳国志》有(临江县)“其豪门亦家有盐井,又严、甘、文、杨、杜为大姓”,严姓居首位的记载。
  综合严颜故里传说、严颜墓的记载、乌杨严孝子碑与临江大姓严氏的记载,结合东汉以来庄园经济发达、地方豪强势力强大、控制一方的史实,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汉魏时期的乌杨,为强盛的严颜家族所控制?如果推测成立,位于将军溪、塘土州附近的花灯坟就可能是严氏家族墓地。
  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的研究,阙是“象征墓主要的官阶和地位的表徵之一。在汉代官阶至二干石以上者,墓前方可立阙,例如现在尚存的四川汉代墓前石阙(如有名的八阙),其墓主要是做过太守以上的官史的”。如果这个结论无误,严氏家族可查做过太守的只有严颜―人。
  至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必须的结论――建造乌杨阙的人,也就是蜀汉时期葬在丛树包墓20内的人,就是那位不畏砍头,在公元214年让张翼德折服的巴郡太守严颜?
  如果没有前面几个环节的推测,如果考古发掘找到了新的证据,也许我们可以确认上面的结论。
  按照考古命名的惯例,我们现在只能把墓葬叫“墓20”或20号墓,将石阙称为“乌杨阙”或“乌杨无铭阙”。
  
  博物馆――重庆汉阙的归宿
  
  乌杨阙搬到了重庆,将陈列于正兴建的重庆市中国三峡博物馆。新发现的万州武陵阙也将作同样的安排。
  重庆另一处汉阙,位于嘉陵江畔的盘溪无铭阙的左阙身,早在建国初期就运到了重庆市博物馆,在汉代艺术品展厅已经陈列了半个世纪。
  忠县的丁房、无铭两阙,受三峡工程蓄水的影响,最近也迁移了新址,和患县的其他地面文物一起,搬到县城附近为纪念忠州刺史――唐代诗人白居易而修建的白公祠内。
  重庆幸存的这五处汉阙和三峡库区的人民一样,告别故园,走上了举家迁徙的路。最后,它们都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在博物馆里见证古老三峡的历史。